立足学科前沿，直面社会现实

——《经济-社会史评论》举行专题座谈会

 刘景华  孙立田

　　日前，本刊就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发展走向，本刊的办刊特色和方向等问题，举行了专题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编辑部、《世界历史》编辑部、《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20余人应邀出席了会议。

　　本刊主编、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侯建新教授主持了会议。他说，经济-社会史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是近年才形成的；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发展很快。这是一个贴近社会现实生活的学术新领域，它使历史研究变得更加视野开阔、更加多彩多姿。《经济-社会史评论》（以下简称《评论》）作为本中心主办的刊物，已经出版了两辑，第三辑也即将出版。在办刊方式上，我们采取了每辑有大主题、小主题的形式，围绕一两个议题展开讨论，如前三辑的研讨主题分别有“社会分化”、“农民负担”、“教育与社会”等。看来效果还不错，引起了学界的较好反响，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曾专门来信，对《评论》予以较高评价。看来以主题讨论方式来组稿，是一个可行的路子。今后几辑我们也初步设想了一些议题，如“财产权利与物权法”、“社会福利与救济”、“法制与法治”等，希望能办得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现实生活有帮助。当然，每期的结构是专杂结合，除主要议题外，也刊登经济-社会史的各种专题研究文章。在稿源充足的情况下，我们计划每年出两期。但目前存在一些困难，如我们对学术信息的掌握还有限，与学界的接触面也不很宽，希望各位专家帮助指导，多提宝贵建议。

　　与会学者对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发展和《评论》的创办表示了极大兴趣。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所长于沛研究员指出，经济-社会史学科既注重实证研究，又不忽视拓宽理论基础，学科发展是很有前途的，路子认准了，就应坚定地走下去。他还谈到，目前正按有关部门要求，将“经济-社会史”写入相关教材，使之走进课堂，扩大社会影响。当然理论建设还要进一步加强，如经济-社会史的性质是什么，原理是什么，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还可以继续探讨。关于刊物今后的选题问题，于沛所长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他说，社会包容问题很值得注意。其实历史上统治者就有过这样的考虑，为的是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各种信仰，只要不危及社会，就可以包容。譬如宗教，还须注意挖掘其中的积极因素，如行善，互济，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就可为社会服务。现在中央明确提出“社会包容”，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这也提示我们，反观历史上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冲突的解决途径，是否体现有“社会包容”？又如对犯罪和罪犯的问题，历代对罪犯甚至死刑犯如何从轻处理的观念与手段，就值得探讨。已有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对犯罪的处理并非一贯的酷刑史，这也体现了社会包容的精神。《评论》应多关注这些问题，视野还可放得更宽一些。

　　南开大学陈志强教授认为，经过几年发展，经济-社会史学科在国内渐成气候，形成了一支队伍，影响也不断扩大，有很多人正在不约而同地从事经济-社会史研究。有了《评论》这个专门的学科刊物，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就有了平台。刊物要坚持不懈地办下去，有了四五期之后，就可纳入CSSCI检索。当然，要出高水平、高质量的作品，还要突出在“三原”上下功夫，即原始资料、原创性方法、原发性观点。《评论》加入了图片，这种形式很好，在这一点上正式期刊是受限制的，以书代刊的可以弥补其不足。建议发表论文在字数上不要限制，文科方面的学术论文往往要有1万5千字左右，才能说得清问题；刊物总字数也可扩大到三四十万字。至于选题方面，物权法值得讨论，物权观念在罗马法大全里就有了。还可以考虑将民风与道德、社会分化的临界点研究等作为主题展开讨论。

　　《历史研究》编辑部姚玉民编审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后，精神重建更是当务之急，社会转型，观念转型，公权与私权，和谐社会，法制建设等，都需要进行探索，经济-社会史学科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从历史角度关照现实社会，很有意义。现实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如我国的法制建设，从框架到结构几乎都借鉴了西方，国内学者争论的只是术语译得是否准确之类问题，如物权。现在的关键是作者队伍能否支撑上述选题，从目前看，还难以达到，主要是知识结构的欠缺。研究经济学，应由西方经济学、数学模型等方面基础；研究西方法律，应对其社会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但目前的情形往往是描述性的较多。目前经济学界、法学界的顶尖人物关心的主要是现实经济，甚至连二流学者也没有把眼光落在法律史、经济史上，这个倾向值得重视。《评论》要办好，除了世界史外，还应扩大领域，如中国史；也要吸纳其他学科的成果。选题要有超前视野，譬如劳资关系及其协商、协调机制，国内尚无人作专门研究，其实西方社会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世界历史》编辑部张丽编审很有感触地谈到，现在办刊物越来越难，竞争越来越激烈。只有有特色，才能立足，才能发展。学术性和大众性结合，专业性和普及性兼具，是《评论》的一大特色。要把刊物办好，事业心是第一位的。《评论》目前以约稿为主，稿源会有些困难，但这种办刊的精神值得提倡，今后随着影响增大，自然投稿的就会多起来。她认为专题讨论做法很好，并提出可以将家庭、妇女、婚姻、环境保护、城市等问题列为专题。

　　《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刘军研究员认为，经济-社会史学科立足于现实关怀，从学科里看对学科外的影响，发展空间是广阔的。《评论》虽为学术刊物，但写作通俗，又有现实感，令人爱读，看了之后，能产生共鸣。作为学科刊物，要关注学界动态，每期应发几篇书评。刊物现在从主题研讨这个角度切入，力图办出特色，方向是准确的。他提出，在选题上可否关注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媒体自身有一个发展过程，从中世纪的小册子，到近代的报纸、杂志，到现代的广播、电视，再到今天的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对既有社会体制带来的冲突将是革命性的。另如教育问题，可以考虑从教育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去探讨，不能只停留在教育史，或教育家所关心的教育本身问题上。

　　三联书店黄华编审赞赏《评论》并非为出书而出书，而是关注现实，有一种使命感；刊物放在三联书店出版很合适，与三联的出版理念很吻合。她还建议刊物放宽作者面，除了史学，还应多与其他学科的学者接触，如物权法制订的时候肯定有多方面的参照，可以邀请法学界的有关专家参与研讨。

　　世界历史所赵文洪研究员认为，历史研究应该面对读者的不同层次需要。《蒙塔尤》曾在法国发行50万册，易中天《品三国》的火爆，都说明了文化需求的层次不同。表现历史的形式可以有多种方法，包括文字的、实物的、口述史、音像的、图片的等等。目前主要是文字的，但有很多好的传统在失去，如对历史场景的细致描写，中国古代史学家如司马迁是很成功的，越接近历史真实，越有场景效果，才越有魅力。看过一本《摄影中国》的书，受到很多启发，感到过去只以文字书写历史的局限暴露无遗。书中的图片反映了半个世纪里中国人的表情变化，实际折射着历史：50年代昂扬，60年代困惑，80年代迷惑，90年代高兴。《评论》在表现形式上试图多样化，如充分利用历史图片的表现功能，这条路应该走下去，今后可以考虑搞一辑以图片为主的专辑，或开设专栏，叫作“图片与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徐浩教授特别强调，经济-社会史学科正在兴起，有发展前途，反映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即认识社会不能是单线条的。经济-社会史注重整体史观，注重以其他学科作参照，这就克服了以往经济史缺乏社会因素的不足。他认为《评论》主题关照，兼有其他，形式不错。至于选题，就目前已有的看，主要是从世界史角度出发，又多集中反映对英国及西北欧历史的认识和参照。今后可否也请中国史的学者拟定一批题目？譬如赈灾，西方从教会生成出一个体制，中国也有赈灾，但没有生成机制，为什么？又如教育，中国古代的书院相当于大学，但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为近代大学？法制方面，中国古代主要是刑法，为什么没有像罗马那样有民法？他还提出，西方从中世纪起，发展出了中产阶级，法人，社团，共同体，直到公民社会，说明其有发展的制度空间，值得关注。

　　山东大学顾銮斋教授提出，文化保护问题也可以讨论。他认为，对待社会文化，在强调保护的同时，还应认识社会本身具有优胜劣汰的机能。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几位专家，除了表示对与会学者的诚挚谢意外，也就各自在经济-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体会，以及对刊物的建议作了发言。王亚平教授说，以历史的视角关注现实，以达到理性认识现实的目的，这是刊物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让历史学这个研究过去的人文学科能为今天的社会实践服务，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以便较清楚地认识今天，真正地做到“以史为鉴”，应成为刊物的主要出发点。刘景华教授认为，因经济发展、转型而引起的社会变化，应成为经济-社会史的研究重点之一，这也能把经济史和社会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至于刊物，既然名称叫“评论”，应该也体现出评论的特色，每期中应有专门评论国内外经济社会史研究新著的文章，这样就更能熟悉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也使刊物成为学术界了解外界的窗口。西方的学术刊物评论功能都很强，如《英国历史评论》、《经济史评论》等老牌刊物，用了大量的篇幅刊登书评和短评。李学智教授强调，如何将历史研究与对现实问题的关照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好，如何处理好西方问题与中国问题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利用影像和图片资料，以及选题如何超前，如何掌握好时间差，是《评论》应该进一步注意加强的。

　　本刊每期设研讨主题的做法得到了学者们充分肯定。根据专家们建议，本刊将继续设置立足学术前沿、直面社会现实的研讨主题，包括“财产权利与物权法”、“福利与救济”、“法制与法治”、“媒体与社会”、“教育与社会”、“民风与道德”、“中产阶级与公民社会”、“社会包容与宽容”、“社会冲突与协调”、“新劳资关系”等，并欢迎学界同仁投稿参与讨论。

（原载于《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三辑，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