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0-1660年内战是英国近代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史学界关于英国内战史的研究学派林立，成果众多。早在18世纪上半叶，对英国内战的研究便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托利学派与辉格学派。托利学派认为内战是议会违背王国法律的叛乱行为；辉格学派则认为查理一世违背宪政原则，内战是议会为了维护宪法原则、保障个人自由而与国王展开的一场斗争。进入20世纪后，英国内战史研究出现新的高潮，并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有重大突破。不再将国王与议会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而是从社会经济结构入手，对内战进行新的诠释。以托尼和特鲁弗-罗珀为代表，就乡绅在内战中的地位与盛衰问题展开论争。托尼认为，乡绅是乡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在内战的爆发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罗珀则认为乡绅的势力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内战是衰落的乡绅为挽救自身所做的自救运动。当论战正酣之际，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卷入其中。以希尔为代表，从阶级理论出发认为内战是英国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 随后，“修正主义学派”兴起，对传统学派的观点进行修正甚至否定，他们以拉塞尔为代表，认为内战是偶发事件，是一场误会。 

　　与以上各派研究不同，耶鲁大学戴维·昂德唐教授另辟蹊径，从长时段政治文化与大众心态角度来考察英国内战这一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写成《狂欢、暴动与叛乱：1603-1660年英国大众政治与文化》（以下简称《狂欢》）一书。该书剖析了区域文化对民众在内战中的政治态度的关键性影响，阐述了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内战失败、王政复辟的文化根源。该书的完成极大地拓宽了英国内战史研究的空间，其内容成为英国内战史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如剑桥大学莫里尔教授所言，此书是“研究17世纪英国史的必读书”。 

　　《狂欢》一书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探讨英国普通民众对内战的反应，二是解释民众的反应。作者受莫里尔教授的启发，认识到不同区域的文化差异导致了民众在内战中不同的政治归属，因而在研究上述两个问题时，不再作泛泛的整体考察，而是以多塞特（Dorset）、萨默塞特（Somerset）和威尔特郡（Wiltshire）三个具有区域特征的郡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民众在内战中的忠诚倾向。此书的研究时段为1603-1660年，书中大多数篇幅在内战前半个世纪，之所以进行上溯，是因为作者认为内战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英国社会、政治、宗教长期不稳定的结果，只有理解了内战前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才能更好地分析内战中民众政治态度的差异。 

　　全书共有十章，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英国内战前区域文化特性的总体分野；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了内战中上述三郡的忠诚倾向，并揭示其文化根源；第三部分对内战的后期发展给予关注，从文化角度解释了王政复辟。其具体内容为：

　　在第一部分，作者首先针对民众在内战中的政治归属并不相同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传统观点认为民众在内战中并不真正支持某一方，他们并不具有独立意识，而只是简单地顺从于金钱和权力，此乃“顺从说”（deference hypothesis）；或认为民众（甚至乡绅）在内战中总是设法使自己、家庭和社区独立于战事之外，此乃“中立说”（neutralist hypothesis）；或认为民众在内战中大多支持议会，此乃“阶级说”（class hypothesis）。 

　　昂德唐教授认为上述三种理论均不能清楚解释内战中国王与议会的真实处境，他认为，大众忠诚有其地域基础，与该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政治文化，故民众在内战中的反应呈现出地域的多样性。 

　　按照这一思路，昂德唐教授考察了内战前英国社会的区域文化。正如书名所昭示的那样，作者从“狂欢”这一文化现象入手，来具体阐述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质。“狂欢”是一种传统的社区生活和休闲方式，参加人数众多，其主要形式有酒宴、歌舞等。与林牧区相比较，这种生活和休闲方式在农牧区更为流行，且存在时间更长。这种差异的存在，在昂德唐教授看来，乃是不同的区域文化所致。他认为，在农牧区，居民相对集中，分布于教堂和庄园周围，邻里关爱、集体意识还相当浓烈，社区控制仍很严密，是一种基于传统、顺从、和谐基础上的乡村社区；因此，传统的欢宴习俗在此区域得到大众的支持，甚至一部分社会精英也参与其中。在林牧区，居民居住分散，教区辖制区域较大，管理相对乏力，个人主义滋生，社会秩序紊乱，是一种偏离传统、崇高物质利益和个人价值的社区；因此，民众的狂欢在此区域被视为懒惰散漫、道德败坏的表现，遭到精英阶层的禁绝，这样一来，传统的价值观念渐渐消逝，新的道德准则开始形成。 

　　昂德唐教授不仅指出了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还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作者认为16世纪前的英国社会是一个拥有良好秩序的统一体。其秩序来源于两方面：一是稳定有效的社会等级制度，各等级之间存在互惠关系，父权制是秩序得以维系的根本；二是有序的地方性管理，人们居住在社区之内，教堂作为社区中心，对区内的日常事务发挥着有效的管理职能。但从16世纪开始，英国社会开始发生理想与现实的分离，尽管政府一再强调秩序和统一，而实际上英国社区发展方向已有显著分化，形成两种不同的社区模式：传统的农牧区和非传统的林牧区。造成这种差异的首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长。在林牧区，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还承受着巨大的移民压力。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机构，林牧区无法阻止移民涌入，以致人口增长过快。人口的急剧膨胀造成食品短缺，迫使此区域内传统的生计型农业资本主义化。圈地运动大规模开展，极大改变了居民的经济观念，清教思想中的物质利益原则成功地取代了基于互惠机制的道义经济原则，但先前的社区和谐已被严重破坏。而农牧区由人口增长而引起的经济波动较小，继续走着传统的发展道路。由于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父权制在不同区域的衰落程度也有所不同。在林牧区，乡绅、约曼大量兴起，他们更注重个人物质利益，不再愿意为社区承担责任和义务，互惠体制受损，父权衰落相对较快。而在农牧区，虽有乡绅、约曼的兴起，但他们的社区归属意识较强，仍然保有对社区的责任感，互惠体制得以延续，父权衰落相对缓慢。 

　　在第二部分，昂德唐教授将内战前区域文化特质的总体研究成果具体运用到英国内战史研究之中。他以西部三郡多塞特郡、萨默塞特郡、威尔特郡为其研究载体，对三郡民众的忠诚倾向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忠于议会的有威尔特郡北部和萨默塞特郡北部地区，以及多塞特郡西部和萨默塞特郡西部地区，这些区域在经济地理上是林牧区；忠于国王的有多塞特郡低地区，以及与萨默塞特郡南部相毗邻的地区，这些区域在经济地理上是农牧区。民众在内战中的政治归属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忠于议会的是林牧区，忠于国王的是农牧区。 

　　在第三部分，此书更进一步，关注了英国内战的后期发展，为王权在英国复辟提供了文化上的解释。作者认为新教徒虽在内战中获胜，却没能将其价值观和信仰在整个社会中传播，这是因当时英国政治文化另一大特点——保守主义所致。昂德唐教授指出复辟乃是英国民众真心拥护的，英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倒转现象”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内战后大众政治中旧式保守主义依然盛行，社会仍然留恋旧时的秩序和法律，追忆伊丽莎白时期的美好时光，这种民众心理为查理二世复辟奠定了精神上的基础。 

　　《狂欢》一书以民众在内战中的政治归属上的差异为研究切入点，细致考察了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质，阐述了区域文化对内战中民众政治态度的关键性影响。与先前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此书的内容和方法新颖而独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此书拓展了内战史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会精英，而将重点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先前学者对内战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政治制度和与之相关的社会上层人士的关注。如埃尔顿（Elton）的研究集中于议会与国王的冲突，并因此将议会日志和议员的日记作为最好的资料来源，而忽视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态度及其对内战进程的影响。昂德唐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大众和精英在冲突中走着不同的道路，大众在内战中并不盲目地顺从，因而将研究视野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作者剖析了内战前民众的文化心态，考察了内战中民众的政治取向，并阐述了查理复辟时民众的真实态度。在研究中，作者对“棒民运动”这一民众性的运动投入相当的关注，揭示了内战时大众的政治特点，认为集体主义、公共秩序等观念在当时英国民众中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为日后查理二世复辟奠定基础。此书还将妇女作为民众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分认识到妇女在内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内战中普通民众的这种细致考察，是本书的新颖之处。 

　　其次，此书改变了内战史的研究视角，不再囿于经济与政治领域，而是从文化与心态的角度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辉格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主要从政治角度或资本主义经济角度对内战进行研究。后来，虽出现“修正主义学派”从宗教文化角度来研究内战，如莫里尔的研究，但他的研究将宗教看成是一种独立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现象，有割裂宗教文化与民众政治态度之间的联系之嫌。昂德唐教授用区域文化研究成果来分析英国内战中民众的政治态度，将文化与政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是本书又一显著特色。 

　　第三，此书还对区域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先前学者如埃维利特（Everitt）对肯特郡进行研究，将肯特郡这一个郡视为17世纪英国社会的代表，认为内战根源于王权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埃维利特虽将区域研究方法引入内战史的研究，但对区域的多样性有所忽视。昂德唐教授的研究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此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三郡两区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英国社会的区域多样性。 

　　英国内战史研究历来都是英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无论是“顺从说”，“中立说”，还是“阶级说”，都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层面的研究；就研究对象来看，也基本停留在精英阶层。《狂欢》一书突破这一传统，用一种新思维将英国内战史研究引向深入。此书将英国内战视为一场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政治文化冲突，将普通民众作为内战的焦点人物予以关注，将文化与心态视为内战的关键因素之一加以研究。作者用绝大多数篇幅阐释了普通民众的文化与心态，探讨了他们在内战中的政治文化分野。当然，关于普通民众的历史记载并不多，而且很多记载都是精英和知识阶层对民众的间接记录，因而对普通民众的研究一方面反映了作者敢于迎难而上、突破传统的勇气，另一方面也存在直接史料不足与间接史料的去伪存真问题，如果作者能提供更多的史料佐证，文章的阐发会更令人信服。无论如何，作者已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从政治事件到文化心态，研究范围由窄而宽，研究时段由短而长，其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从事英国内战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其研究角度对于我们拓宽历史研究范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正是基于其在英国内战史研究与大众政治文化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贡献，此书被英国许多大学历史系指定为研究生课程的必读书。

（本文摘自《世界史研究》）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 2004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