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大分流》
作者：郭慧英
Kenneth
Pomeranz在《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以下簡稱《Divergence》）一書中，本著其對中國經濟史的嫻熟，（註1）將東亞—特別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帶到近代世界史的討論之中。主要問題意識是：東、西方在經歷十六到十八世紀相似的發展之後，何以歐洲經濟在十九世紀之後會超越亞洲。本文將介紹《Divergence》的主要論點，以及這部著作在近年來關於「歐洲中心」現代世界史觀（"Eurocentric"
modern world historiography）辯論的貢獻。（註2）本書的主要論點可以摘要為以下兩部份。
首先，在十六到十八世紀這三百年的世界經濟中，中國與歐洲的經濟發展呈現諸多雷同之處—包括農業與科技（第一章）、地域性市場活動（第二章）、上層社會的奢侈垂~消費（第三章），甚至是政治勢力規約經濟活動的模式（第四章）。而整體言之，中國與歐洲的經濟核心地帶，皆存在著因人口成長所致的資源與生態壓力（第五章）。但在中國，由於國家鼓勵核心地區（例如長江下游、嶺南等）和邊陲地區（如廣西和長江上游等）之間較為均衡的發展，例如官方介入米價的調整，以及將工業傳布到邊陲地區的方針，促成中國在十八世紀人口從擁擠的核心地區朝向人、地比例較為稀疏的邊陲地區流動的趨勢；反之在歐洲，由於東歐與西歐之間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特別是易北河以東強制勞動和領主專制—西歐的自由民並沒有大規模移民東歐、尋找可耕地的現象。當中國的生態壓力隨著人口流動而由其核心擴散到邊陲地區時，西歐的困境又是如何疏解呢？這裡來到了論證的第二部份。作者指出，歐洲之所以能夠在十九世紀初期突破這個壓力，乃因為：一，煤礦的供應與歐洲核心工業地區在地緣上的相近—反之中國的工業中心與礦源所在地之間的交通不便；二，十八世紀之後，美洲大陸成為歐洲經濟的新邊陲（new periphery）（第六章）。
就比較方法和分析架構觀之，Pomeranz依循著年鑑學派大師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架構來進行。布勞岱爾在探討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的三套鉅著中將不同的經濟單位--例如地中海經濟、中國經濟、印度經濟等--定義為「世界經濟體（a
world-economy）。（註3）在單一的資本主義全球市場興起之前，長程貿易及其所引進的奢侈品消費連接起各個獨立的「世界經濟體」之間的交流。在每個「世界經濟體」之內，乃是由三個層次的經濟活動所構成：最基礎層次稱為「日常生活」（material
life）——即《Divergence》一書第一單元第一章所處理的議題；第二個層次是地域性的「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在該書第一單元第二章；第三個層次則是國家與市場互動的結果，布勞岱爾強調「資本主義」（capitalism）如何在歐洲全國性市場的出現、經濟擴張的歷史機緣（historical
conjuncture）下出現——而在「資本主義」這個命題上，Pomeranz以美洲資源如何疏解歐洲生態壓力的論點加以修正。
如上所述，Pomeranz將歐洲在十九世紀以降之能夠突破其生態限制，歸諸於美洲大陸資源的貢獻--而不是歐洲內部本身的因素。在這個論點上，Pomeranz呼應了近年來反思「歐洲中心」現代世界史觀的研 究結論，特別是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近作。（註4）然而為了點出《Divergence》一書在這個學術論辯上的貢獻，以下的討論將著墨 在《Divergence》的論點與法蘭克近作的歧異之處。
先就二者對十六到十八世紀之間歐洲與美洲之間的經濟關係的解釋談起。基本上，Pomeranz同意法蘭克的命題——關於歐洲人是出於好運才在十五世紀末期踏上美洲大陸。他們也同樣重視這份好運如何導致歐洲在十九世紀的興起。但在法蘭克的分析架構裡，美洲白銀是十六到十八世紀世界經濟的關鍵——由於白銀，歐洲人方得以加入亞洲區間貿易，從而獲得印度生產的棉布和中國製造的絲織品；而Pomeranz卻更強調來自美洲的其它物品——例如巴西的黃金、北美洲北部的獸皮，以及北美洲南部的煙草、糖—在十九世紀之前對於歐洲大陸奢侈品市場的重要性(頁189—190；第六章)。Pomeranz認為，同樣是出自於對奢 侈品的需求，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長程貿易方以興起—例如歐洲白銀與中國絲綢的交換。
Pomeranz與法蘭克之間的不同之處，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來分析。其一，法蘭克把美洲白銀從歐洲人的手裡流到亞洲（特別是中國）市場的過程，視作是全球貨幣流通的現象；而Pomeranz卻把這些湧向亞洲市場的白銀視為來自歐洲的製成品——他的解釋是，美洲白銀在進入亞洲以前已經在歐洲經過加工的手續、鑄成銀幣（頁269—274）。其二，在法蘭克的分析中，作為向歐洲輸出的工業品，印度棉布與中國絲綢在世界商品的流通上具有類似重要的意義；Pomeranz卻試圖釐清這兩種商品的不同意義。Pomeranz認為，印度棉布在歐洲市場的出現，減少了歐洲本地纖維的種植和紡織品生產的必要性——從而減輕了歐洲土地不足的現象，釋出的土地能夠轉向其它食物或能源的開發；而中國的絲織品則多半是上層社會的奢侈品消費。
在討論中國和歐洲之間的絲綢和白銀貿易時，他指出：「以進口者（中國）的角度而言，由於白銀的進口是如此的關鍵，那麼在沒有這些供給的時候，我們必然可以想像其它貨幣的進口來取代它，或者是中國本身會有生產資源重新配置的情況出現，像是擴張對其它進口物品的需求。同樣地，從歐洲的角度來看，這些流出（中國）的金屬和那些流向印度的不同之處，在於這筆貿易對減輕土地壓力上的貢獻是相當有限且間接的」(頁272)。
依筆者淺見，Pomeranz在這個討論上似乎略勝一籌。僅管法蘭克力圖呈現一個「水平整合的鉅觀歷史」 （horizontally integrative acrohistory），（註5）但在論證高度商業化的中國如何吸納全球大多數的白銀之餘，法蘭克並沒有分析中國出口品對歐洲市場的意義。（註6）Pomeranz則在歐、亞雙方貿易供給、需求的分析上，提出了更為全面的檢證，落實了法蘭克所致力的「水平整合的鉅觀歷史」的方向。（註7）正是在這個意義上，《Divergence》一書在當前反思「歐洲中心」現代世界史觀的學術討論裡獨樹一幟。
這本著作唯一美中不足之處，或許在於其對於「比較單位」的界說並不清楚。本書的副標題告訴讀者，這是一本比較歐洲與中國的著作，然而行文之間，卻有時會將亞洲（中國、印度和日本等）和歐洲並列比較，有時又會以東亞作為歐洲的對照點。但僅管如此，本書對於現代世界史的討論，以及其宏觀的比較社會發展的架構，都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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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參見Pomeranz,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註2 在 1980 年代之後，在世界史的討論以及社會學界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ies）的研究中，開始了對「歐洲中心」史觀的反思。論辯的核心之一，是重新檢證 Immanuel Wallerstein對於資本主義在十六世紀的歐洲興起、從而將世界上其它區域逐一「整合」（incorporate）的敘事，以及十六世紀以降全球貿易的特殊性。先驅性的研究，可參見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和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到了
1990 年代，代表性的世界體系理論著作包括：James M. Blaut
(ed.), 《1492: The Debate on Colonialism, Eurocentrism,
and History》 (New Jersey: Africa World Press, 1992); 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3);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ing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 (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
Press, 1993); Christopher Chase-Dunn and Thomas D. Hall, 《Rise
and Demise: Comparing World-Systems》(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於此同時，經濟史學者也加入了這個討論。重要的著作包括：K. N. Chaudhuri,
《Asia before Europe: Economy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Mark Elvin, 《Another History: 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Francesca Bray, 《The Rice Economies: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ew York: 1998)。
註3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18th Century》, Volume 1-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註4 Frank, ReOrient.
註5 Frank, ReOrient,
第五章。
註6 關於法蘭克一書的討論，特別是其在 1970年代同為「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的同僚，卻在其近作中被列為「歐洲中心主義」的 Samir Amin, Giovanni Arrighi 和 Wallerstein，來自這些昔日同僚學者的回應，可參見 Review, Vol. XXII, No. 3 (Binghamton,New York: 1999)。
註7 法蘭克在針對《Divergence》所撰寫的書評裡，雖然大力推介該書但卻並未回應彼此觀點間的相違之處。這似乎應是Pomeranz確實發揚了法蘭克的企圖。見Frank, "The
Great Divergence, Book Revie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0, Number 1, (Feb., 2001), pp. 180-182。
作者简介：
郭慧英（Huei-ying Kuo），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Binghamton,
N. Y. 13902-6000.）
E—mail：hkuo@binghamton.edu
来源：台湾明清研究会网站（http://www.sinica.edu.tw/~mingching/），发布 2003年4月24日
史学评论网（http://historicalreview.jianwangzhan.com）转发
2004-01-16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站转发]200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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